| “双减”政策的出台有效抑制了校外教育培训市场的无序膨胀，阻断了直接利用经济资源套取教育利益的途径，打破了资本从自身利益出发干预教育资源分配的局面，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回归公共性、回归自身应有的生态创造了条件。下一步，还有更多问题有待深思。
过去一段时间，由于资本的驱策和营销的轰炸，人们对好的教育的观念日趋畸变，如何从制度、政策和价值理念上加强引导，重塑健康向上、强健务实、高质高效的教育供给是眼下的当务之急。研究表明，在素质教育改革的总体目标之下，如果采取“弱才智”的教改路径，未来几十年中国可能会跌入学力陷阱并付出社会阶层加剧分化的代价。务实的态度则应采取“强才智-强素质”的路径，使教育事业既服务于科教兴国，又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真正好的教育凝结在活生生的人身上。要创造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学生、最好的课程和教学、最有成就感和挑战度的考试竞赛都汇聚在学校之内的局面，从实质上加强公办教育供给和选才、鉴才的能力，以疏导而不是围堵的治理方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双减”政策并非劝人远离学习、虚掷光阴、轻视教育，更不能在教育质量上做减法，在教育责任上撂挑子。当下特别要吸取日本“宽松教育”30年来的失败教训，避免“把孩子与洗澡水一起倒掉”。
校外补习市场的异常活跃固然受到了资本逐利性质的驱使，同时也要看到，家长购买课后教育服务的需求不完全是虚构的。校外补习是家庭教育的延伸，是家庭经济条件改善后家长在市场上购买的比家庭教育效率更高的外包服务。没有了补习班，家庭教育期望并不会因此消失。研究表明，不同家庭的期望并不相同，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过度的，哪些仍需要得到保护和激励？家庭教育期望根植于社会与文化的土壤，有效的施策需要从源头把握、积极疏解和耐心引导。
我们的教育改革正步入深水区，只有提高教育质量、做大教育资源“蛋糕”才是改革的初心和使命。如果各层级、各类型的学校都能提供优质的教育，就能缓解教育分流中的焦虑和阵痛。那些没有站在第一排的学校不应该就此沦落而边缘化，薄弱学校和职业院校亟待提振士气。特别要关注基层教师获得了多少社会的尊重、收入的增长、学术的滋养以及工作的成就感。后续政策应注重为基层教师赋能，使各种评估工作实质化和轻量化，支持教师更加全身心地投入教书育人本职工作，激发他们的事业活力，纾解他们的后顾之忧。
即使提供了充分均衡的基础教育条件，人天性不齐，忽视人的天然差异难免使教与学之间发生错配。如能立足于“天下为公”，根据各人不同的才性进行合理分流和适配，则有利于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培训市场曾对这一适配过程构成干扰，“双减”政策及时阻断了资本的影响之后，必须进一步强化客观公正的考试在教育机会分配与人才选拔中的决定性作用，大力提高考试对于人才选拔和甄别的效率，提高考试及命题的科学化水平，从而巩固我国教育的体制性优势。
在中国，教育既是私人事务，更维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发展好社会主义教育有待进一步的改革创新。彻底的“均衡论”、完全的“选拔论”或“自由竞争论”都不适宜引领改革方向。一个现代大国，教育体系内部要实现从均衡到卓越两种迥异原则之间的分界与整合，要使中考和高考制度在教育大众化的社会里继续有效地达成结构性选拔与分流，在国家尺度上维持住这样一个公私兼顾、“因材施教”的体系，这就是教育改革的真实挑战。 |
